中医哲学和中医学及中国生命科学

2006-11-29 19:43:44  论文网收集整理  www.66wen.com  
  • 内容加载中...
            

    《内经》的生命科学原理表明,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理论形式的歧皇之道,在其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中表现出的天人关系和对主体存在形式的认识及其所把握的生命科学,是“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结果。中国的生命科学在形而中论哲学对其原理进行推定之后,将成为人类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科学形式。中国生命科学的实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生命的存在形式通过科学的可操作性的修炼,的确能达到相当高深的生命境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与当代已经习惯的哲学基本原理相悖的哲学问题,却是给当代的哲学提供了最好的反思的依据。这是时代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可以相信,在中国的生命科学终于为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之后,并没有任何理由再对所习惯的哲学抱残守缺──时代的理性已经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其承诺的哲学思维方式持久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已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证明。如果说《易经》所承诺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所能产生的医易相通中,《内经》提出了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那么,以道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则更加明确的解决了主体能实现的生命科学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对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命科学所达到的高度的确令世人惊叹。《内经》中用“七损八益”的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论证,以及怎样超越“七损八益”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的制约,《内经》的作者和历代哲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尤其是专门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奉献终生的历代道教学者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人的生命之存在──这一人类终极关怀问题解决的进程中,《内经》提供了关于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的理论形式,并在其一般性上指出了主体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在“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进路中,由道学学者把重新实现《内经》生命哲学中的“真人”和“圣人”生存境界而付诸于修道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当代的一些气功大师的医疗奇迹中可以看到古代道学学者所作出的对人的形而下存在之时空超越的伟大理论贡献和成功的实践之缩影。

    在实现对生命时空的超越的基本理论形式中,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被贯穿于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上,即在把主体的操作性的形而中方式和形而上的统一中,实现所谓的道德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周易参同契》所代表的道教内丹术修炼方法的成熟,更把这一目标的实践性推到了理想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的生命科学的理论虽有其在实践中的成功的应用,但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而言,却产生了所谓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以当代所应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推定中国生命科学而产生的结果。中西哲学的不同承诺表明,中西文化是具有不同形式和本质的两种类型的文化。我认为,以形而中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的时空二元分割(包括人与自然的分割)──把时空形式化,而中国哲学却把时空做为对应和中的主体方式,时空在中西哲学中的不同运用是产生中西文化不同形式的基本原因。所以,不能以其中一种形式为坐标系对另一种形式作出推定,尤其是不能在价值论上进行承诺或推定。就当代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推定而言,事实表明,其结果已经是南辕北辙,悖论迭生。

    因此,不能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来推定中国的生命科学──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的看到把其视之为封建迷信之类的批判。表现为现实中的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对中国生命科学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除非科学的模式在经过中国生命哲学的带动下进行科学模式的转换以实现“内向性转移”( 见辛立洲著《中国文化简论》 天津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之后。所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发生的哲学和科学的革命从而发生人类存在形式的根本变革,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的生命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被现代学界重新发现对人类科学的基本意义之后,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的注重和研究,对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显然是重要的。所以,在研究中以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文化的做法尽管还将是西方学界的必然现象,也必然会产生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化曲解,从而不利于在本质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由其文化的自律性所决定,是中国学界应该理解的。然而,当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用西方文化的变色镜来研究中国文化,并自以为是、以尽曲解之能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盘西化”式的批判、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尽歪曲之后,所造成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落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中国学界应在反思这一悲剧中呼唤中国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回归。而这样作,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出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之认识。显然,对于“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研究以及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将成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均由网上收集,所有文章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在24小时内删除! 如果您发现侵犯您的权益,请即时通知,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