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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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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8 17:19:28  论文网收集整理  www.66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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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金、元在引进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赌博文化。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真是赌得天昏地暗。不久两人再赌,伶官罗衣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12] 兴宗这才罢手。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种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而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2、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这些官僚士大夫之赌,往往又都是一掷千金。《宋史·寇准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 [20] 此语也正是成语“孤注一掷”的出处。另据《陈辅之诗话》载: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 [21] 此均可谓当时士大夫豪赌之佐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风之盛。

    中原官吏炽热的赌风,也为辽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条专门针对士大夫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 [22] 可见其官吏赌博现象之严重。

    由于赌博在当时常被一些文人视之为雅戏,故宋元时期文人贪赌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诗人杨亿嗜赌成性,常和文武大臣们赌博,有时赌得身无分文,甚至拿笔墨纸砚充数。而欧阳修等亦对赌博情有独钟。女词人李清照则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李清照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故有《打马图》一书传世。打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曾盛行一时。陆游在《乌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然,文人墨客亦不乏借博戏消遣者。据载宋初徐铉曾和刘奂奕棋赌诗,徐铉输后赋有《赌棋赋诗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记输赢。赌墅终归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24] 此举可谓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见,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故而一般赌徒则必然是“每赌必记输赢”了。

    受官场上赌风的影响,一些应试举子也东施效颦,甚至公开招赌。据《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这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艺,因为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搏负也。” 而当地嗜赌之人既不服输。“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 以至一时“观者如堵。” [25] 在钱塘这样的繁华市区,公然挑旗相赌,足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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