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

2006-10-30 15:50:38    博士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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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1)compatibility;(2)simplification;(3)reflections
     oncompatibility and simplification;(4)conclusion.The authorholds that Chinese grammatical struc
    tures reveal a tendencyof simplification in form and a tendency of compatibility insemantic impl
    ication.Simplifications and compatibility areinterdependent in accordance with pragmatic princip
    les.
        本文讨论汉语语法结构,用的是现代汉语的语料。
        在汉语语法结构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语义蕴含上的兼容性和形式选用上的趋简性。
                一  兼容性
        同样一个语法结构,可以包容多种意义。所谓“同样一个语法结构”,有概括程度不同的种种情况。以简
    单的短线结构为例来说。
        (一)结构槽为XY
        X和Y都是变项。前后槽框X和Y,它们所装载的词语是可变动的。这样的结构槽,形成“主谓”“动宾”“
    动补”“定心”“状心”等等结构。这是一类概括程度特别高的结构,X和Y之间的语义关系多得无法全部列举
    。四十多年前,《中国语文》连载的《语法讲话》中就指出:“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实际上,不
    仅动宾结构如此,动补、主谓、定心、状心等结构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语义关系都只能粗线条地描写个大概

        (二)结构槽为XA
        X是变项,A是常项。X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A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例如“X边”,X是
    变项,“边”是常项:
        (1)司机和他的车停在路边,他打一桶清水,兜头泼在车上,车一下新了。(红柯《奔马》,《小说月报
    》)1996年第11期77页)
        (2)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余华《我的故事》,《小说月报
    》1996年第11期84页)
        “路边”“河边”有所不同:“路边”是路上靠边的位置,属于路,车并没有停到路的外边;“河边”是
    岸上或地上靠河的位置,不属于河,人并没有进入河水里头。
        (三)结构槽为AX
        A是常项,X是变项。A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X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比如“铲X”,“
    铲”是常项X,X是变项:
        (3)深圳金鹏首场以一绝妙的传球铲球成功,获得初胜。(徐勋林《冲甲之路》,《羊城体育》报1996年1
    0月18-24日)
        (4)第11分钟,金鹏后卫铲人犯规,被判任意球。(同上)
        “铲球”“铲人”有所不同:“球”和“人”都是铲这个动作所涉及的对象,但是,铲球是倒地把球铲出
    ,是攻防的一种方式;铲人是把脚铲到对方球员身上,是犯规的动作。再比较:
        (5)书记三天两头跑县城,说是跑项目,贷款花了几大笔,可就没见个影子。(韦晓光《摘贫帽》,《中
    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72页)
        (6)里面坐的,显然是些常在那条公路上跑车的司机。(梁晓声《司马敦》,《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6
    期57页)
        上例都是“跑X”。“跑县城”是往县城跑,“县城”表方所;“跑项目”是为获得项目而奔跑,“项目
    ”表目的;“跑车”是开着车跑来跑去,“跑”和“车”之间有使动关系。
        (四)结构槽为AB
        AB都是常项,槽框里的成分都固定不变。例如:
        a.
        村里1——村子里头。(村里有几棵枣树。)
        村里2——村政府或村领导。(村里不准他外出。)
        b.
        考司机1——考验司机的水平或胆量。(在这路上开车,可要考司机了!)
        考司机2——通过考试,成为司机。(我想考司机,将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
        c.
        我的书画1——我收藏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重金收购的。)
        我的书画2——我创作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离休后学着乱涂的。)
        我的书画3——我表演写字画画。(一开始是他的魔术,接着是我的书画。)
        此类结构槽,采取同一语表形式,形成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结构关系,可是具体的语义内容有所不同。再比
    较下例中两个“是的”:
        (7)“你说,今天你们打牌,汪翠娟赢了钱是吗?”“是的。不过,她只赢了几千元,数目并不大。”(
    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3期207页)
        (8)四平的女人不解地说:“好好的,永生家的送你鱼干吗?”……她歪着头提示说:“一样样地想,比
    如,准生证……”四平村长说:“永生的儿子都六岁了,还要什么准生证。”四平的女人说:“建房证呢?”
    四平村长说:“永生的房子是去年春天才盖的,再要建房证,不可能。”……女人说:“这不是,那不是,总
    得有个是的,你再想想永生家的求你办过什么事吗?”(张继《村长与鱼》,《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108
    页)
        前一例,“是的”是“是+语气助词”,“的”起加强肯定语气的作用;后一例,“是的”是“是+结构
    助词”,实际上等于说“总得有个是是的”。
        汉语里相当多的结构槽在语义蕴含上具有兼容性。概括性越高,兼容能力越强。
                二  趋简性
        表示同样一种语义蕴含,尽管全量形式和简化形式都可以采用,但说起话来人们更多地选择简化形式。简
    化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办法,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种。
        (一)谓词隐匿
        把体词和体词之间的谓词隐去,剩下“体词+体词”的结构槽。比较:
        (9)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鲁迅《药》)
        (10)一手钱一手货!(电视连续剧《金融潮》)前一例谓词“交”显现,后一例谓词“交”隐匿。又如:
        (11)县长大中华,局长红塔山,科长红山茶,乡长牡丹花。一天两三包,自有人给他。(楚良《故乡是非
    》,《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7页)
        (12)一任穷知县十万白花银是封建时代,现在,一个县长多少钱?(同上82页)
        前一例等于说:县长抽大中华,局长抽红塔山,科长抽红山茶,乡长抽牡丹花。一天抽两三包,自有人给
    他。后一例等于说:封建时代一任穷知县得(收入)十万白花银,现在,一个县长得(收入)多少钱?
        (二)结构移变
        把比较复杂的结构槽加以简化,使之移变成为比较简单的结构槽。比如:
        (13)往年棉花卖议价,……(楚良《故乡是非》,《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9页)
        (14)她猛一抬头,发现窗外已经漆黑一片,而窗里却明亮如昼。(王安忆《我爱比尔》,《小说月报》19
    96年第5期30页)
        前一例的“卖议价”,是由复杂形式“用议价的方式卖出去”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后一例的“窗里”,
    是由复杂形式“以窗为界线的屋子里”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这里的“窗里”,不能说成“窗中”,不同于“
    窗里嵌着一弯月牙”中的“窗里”。
        (三)成分扣合
        把相同的成分扣合在一起,使之为另外两个或几个成分所共用。比如:
        (15)贺兄,我找得你好苦哇。(古龙《金刀亭》1207页,中国友谊公司1990)
        (16)你害得我不够吗?(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2期215页)
        “找得你好苦”由“找你,找得好苦”扣合而成。其中“找”同宾语性成分“你”和补语性成分“好苦”
    相对待,为二者所共用。“你好苦”并非整个儿充当补语。“害得我不够(吗)”由“害我,害得不够(吗)
    ”扣合而成。其中,“害”同宾语性成分“我”和补语性成分“不够”相对待,为二者所共有。“我不够”并
    非整个儿充当补语。一部电视连续剧中,一位男士对一位女士说:“小姐,我也忍得你很久了!”这是同样的
    结构。
        (四)分句删减
        把复句中的某个分句删减掉,形成较为特殊的特定复句句式。通常是删减三个分句中的第二个分句。例如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他才免受处分,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既然他人品不好,就不应该重用他,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既然他人品不好,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前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他才免受处分”,于是出现了“因为”和“否则”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后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你不应该重用他”,于是出现了“既然”和“却”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语法结构的选用,从全量形式到简化形式的过程,是趋简的过程。其结果,使汉语语法的结构形式在总体
    上显现出趋简性的特点。
                三  趋简兼容的思考
        (一)趋简与兼容,互为条件
        一方面,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比方说,李小松给朋友打电话:“春毓吗?我李小松!
    ”等于说,我是李小松。又比方说,“我”给大家分配联络的对象:“你汪国盾,他萧宇汤,我李小松。”这
    时等于说,我联络李小松;假若是给演员分配剧中角色:“你汪奶奶,他萧大伯,我李小松。”这时又等于说
    ,我演李小松。这样,“我是李小松”“我联络李小松”“我演李小松”等等都可以采用趋简形式“我李小松
    ”;“我李小松”这个结构槽,自然就兼容了多种语义关系。
        另一方面,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比方,“人称代词+名词”的语义容量,为人
    们在不同意义上选用这一形式成为可能。例如:
        (17)苏青爱上了大兵的消息,像疯狂的子弹击中了历史所。绝大多数人都对这样的爱情感到不可思议。
        “他高中生,你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这有什么,只要我喜欢。”(王石《雁过无痕》,《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3期132页)
        上例的含义是:“他是高中生,你是研究生”。假若换个语境:“他找了个高中生?咳!他高中生,你研
    究生,差距太大了。”其含义便成为:“他只找了个高中生,你却找了个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事实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的选择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
    法。能不能认为,汉语语法在形式上显现为减法语法,而在涵量上显现为加法语法呢?
        有艺术家说过,中国的国画,是一种减法绘画。山水画上,往往留有大块空白,许多意思就隐匿在空白处
    里。汉人的绘画语言和汉人的有声语言、文字语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还没有认
    识清楚的学问?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处在绝对化的关系之中。趋简和减法,兼容和加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趋简的
    形式也不一定兼容多种内容;反过来说,一个结构形式所兼容的意义也不一定都来自趋简。它们之间错综复杂
    的联系,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二)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
        我们使用汉语,一贯遵守一条语用原则。这就是:借助言语背景,言语尽可能经济简练。
        首先是借助言语背景。离开了言语背景,某种特定结构与某种特定语义的联系往往会得不到落实。比方,
    如果离开上文所举例子的言语背景,“局长红塔山”的意思是多可的。趋简形式依赖言语背景的程度,决定于
    人们的常识。常识性越弱的事情,所用趋简形式对言语背景的依赖性就越强。比如“教室”和“馆子”都表示
    方所,但如果要说“吃教室”,那么,跟说“吃馆子”比较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交代言语背景。
        其次是尽可能经济简练。“尽可能”就是能简则简。比方在结构移变中,简掉一个字是简,简掉许多语词
    也是简。看下面的例子:
        (18)让小弟去找一下阿楠的父亲,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裘山山《无罪辩护》,《中篇小说选刊》
    1966年第5期93页)
        (19)可如果你朝中有人……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于是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一届就是四年
    。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钟道新《权力的成本》,《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127-128页)
        (20)病房里摆四张床,同病相怜,一会儿就熟了。一床初产,孩子大,老秤十斤十两,于是一刀切开。(
    王小克《梦幻人生》,《钟山》1990年第5期92页)
        前一例,“知不知道”是“知道不知道”的结构移变。这一说法,有“破词”的嫌疑,因此有学者提出过
    批评。然而,汉语语法的趋简性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根本不管是否破词的理论,人们就是喜欢使用“可不可
    以”“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喜不喜欢”这一类的结构槽。中间一例,“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由“
    四年就是当了一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移变而成,“尽可能”地压缩掉了不少语词。由于背景明确,因而意思清
    楚,而且显得俏皮。后一例,“一刀切开”指的是用手术刀把腹切开,把孩子取出来。压缩掉的语词更多,更
    体现了尽可能经济简练的原则。
        近来有个“吃床饭”的说法。例如:
        (21)倒是袁副局长解了围,说:“我看就吃床饭。”
        “吃床饭?”大家一脸的问号。
        袁副局长不紧不慢地把“吃床饭”的吃“法”道了出来。“吃床饭”就是在发票上提高住宿费,把剩余部
    分的钱,用来当伙食。
        大家听了都说“吃床饭”这法子好。
        仅仅“吃床饭”三个字,容纳了多少内容!由于有明确的交代,它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使用久了,大家
    都熟悉了,就会像“吃筷子”之类一样,人们不会有“一脸的问号”的。
        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511-前479)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言辞
    足以达意就够了。所谓“辞达而已”,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语用原则。后来,《世说新语·文学》主
    张:“辞约而旨达”。再后来,苏轼(1037-1101)也指出:“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
    推官书》)。可见,汉语的遣词造句,汉语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深受语用原则的影响。这一点自古如此,
    反映了汉族人使用汉语的共同心态。
        (三)趋简与兼容,增加了研究难度
        语法结构形式和语法结构涵义,如果总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自然容易描写,容易说明。然而,汉语的
    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汉语语
    法结构,往往可以看到:一般与特殊同现,正规与异常共存,清晰与模糊俱在。
        首先是一般与特殊同现。以存现句中的动宾结构槽来说,其中的宾语一般是不确指的。比如“山那边来了
    两个人”,“两个人”并不确指张三李四。但是,也有特殊现象。例如:
        (22)那里果真坐着苏廉和王若姬。(晓苏《黑色背景》,《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84页)上例的宾语是
    确指的。规律性何在,如何解释?
        其次是正规与异常共存。以“X里”和“X中”这两个结构槽来说:如果是动词,通常进入“X中”的结构
    槽,比如“谈判中,审议中,手术中”,不说“谈判里,治疗里,手术里”,这是正规情况。然而,也有这样
    的现象:
        (23)如今这小子竟然有胆回国,只能往死里整治他。(梅毅《赫尔辛基的逃亡》,《中篇小说选刊》1996
    年第1期173页)“往死里整治”,“死”是动词,但只能说“死里”,不能说“死中”,这便是个别的异常情
    况了。规律性何在,如何描写?
        再次是清晰与模糊俱在。在一个结构槽所兼容的种种语义关系中,可能有的是清晰的或相对清晰的,有的
    是模糊的或相对模糊的。以“NN地VP”这个结构槽来说,比较:
        烟头纸屑地扔了一地。
        烟头纸屑地弄得屋子乱糟糟的。
        烟头纸屑地满地都是。
        前一例,“烟头纸屑”和“扔”关系清晰,它们在逻辑上有直接的动宾关系;中间一例,“烟头纸屑”和
    “弄”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动宾关系,它们之间压缩掉了一些东西,关系略显模糊;后一例,“烟头纸屑”
    和“满地都是”之间,压缩掉的东西更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规律性何在,如何分析?
        其实,以上的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具体事实,还可以遇到各有特殊
    性的麻烦。比方说,一般以为,动词重叠形式后边不会再出现结果补语。可是,据储泽祥(1994),《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里就已发现了这样的说法:
        (24)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133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5)这个话,你们姐儿俩竟会明白了?难道这个什么“右传”“左传”的,你们也会转转清楚了?(文康
    《儿女英雄传·下》603页,上海书店1984年)
        “洗洗清”“转转清楚”都是“动词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近年来,这样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26)你的头有点乱了,让我替你做做好。(徐卓人《秀发》,《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100页)
        (27)他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
    6期144页)
        1996年7、8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乒乓球两位女选手的擂台赛,笔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28)桌面上有了汗水,服务员跑上去揩一揩干净。(中央电视台乒乓球赛解说人的口头说法)
        这里动词重叠式中还多了一个“一”字。所有这类现象的形成,恐怕也是来自趋简性的结构移变:“做做
    ”和“做好”一压缩,就成为“做做好”;“揩一揩”和“揩干净”一压缩,就成为“揩揩干净”。然而,这
    么一来,动补结构槽自然就更加复杂了。
        总之,趋简和兼容,减法和加法,增加了汉语语法结构分析的难度。趋简程度越大,兼容内容越多,线索
    就越杂错,头绪就越纷乱,因而分析就越困难。
                四  结束语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还必须分门别类更加细致地弄清楚各种各样的事实,
    做好事实发掘的工作。
        目前,事实的发掘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起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第二,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
    第三,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第四,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事实
    发掘的程度,反映研究的深度。离开了事实的发掘,谈不上理论的建树,也谈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3)语法讲话,《中国语文》第1期。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1956)《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中华书局。
        陆宗达(1956)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储泽祥(1994)交融中的VVA叠动动结式,《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
        邢福义(1991)汉语里宾语代入现象之观察,《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邢福义(1996)方位结构“X里”和“X中”,《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邢福义(1997)《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邢福义,男,海南省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发表论文200多篇。已出版著作20来部,其中个人专著10部。代表作为《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
    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邢福义自选集》。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和文化语言学
    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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