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引起了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

2006-11-28 00:50:44  陈力丹  www.66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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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前摆着一本新书,约书亚.梅罗维茨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它把我的意识带回到了我的童年。

      对最近一二十年出生的一代人来说,电视的存在是当然的事情,在电视机前,他们“胸怀世界”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像我这样出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代人,恰好经历了我国大众媒介形态从报纸到广播,从广播到电视发展变化全过程。

      我幼年时住在北京朝阳门内的城墙根下,留下的唯一画面记忆,就是清晨和黄昏成群的小鸟盘绕着高高的朝阳门城楼飞翔。家里除了《人民日报》,最重要的媒介就是那架每天早上父母必听的黄颜色木壳的收音机。我不识字,从《小朋友》上看到的画只是鸡啊狗的,但我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外国”,由于那时冷战的背景,我脑子里的外国完全等同于苏联,偶然在街上见到外国人,就会追着喊:“外国人、苏联人!”

      1958年5月1日下午,我到父母所在地图出版社食堂玩,一群男孩子站在吃饭的方桌上正在好奇地观看着一个闪亮的东西,我也爬上了桌子,挤进去观看。一个很小的屏幕正在播放着电影《无名岛》。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小电影!”我脑子里立即得出了这个概念,因为我看过电影,这个参照系与此最接近。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中国最早的电视观众。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北京总共只有大约200台电视机,出版社的那台电视机是那个我见到的苏联女专家个人的,放到食堂让大家观看。我看到的尚不是“北京电视台”(即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5月1日第一次播出的节目(正式播出时间是晚上7点),而是播出前调试时找的一片子,《无名岛》是那年出品的一部新电影。

      然而,作为社会中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孩子,那次看到的电视只是我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我第二次看电视,已经是1965年了,那时我读初中,中学附近一个居委会在临街的房子里安放了一台电视机和几排长椅,我花五分钱买了张票,晚上进去看过一次电视播出的黑白电影。第三次看电视,已经是1976年初,因为大家都要看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场面,北京大学里仅有的几台电视机搬到了校园露天播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新一代人接触的主要媒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电视逐渐成为第一大影响受众的媒介形态。我的女儿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一长串叫得出名字的电视节目长大的,她的视野、观念和行为与我童年时代的情形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当我们埋头研究、策划一个又一个具体电视节目的时候,可能考虑了许多如何争取观众的策略,也许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如此日复一日地工作中,你真地理解了电视这种媒介形态吗?我们每天正在做的电视工作如何改变着社会建构和人群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过: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电视需要电视工作者来深刻理解,对它理解得深刻一点,我们的工作也就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谈一谈电视如何引起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是必要的。

               重视电视媒介形态带来的社会变革

      印刷媒介的出现是传播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但是由于获得文字知识的困难,以及文字本身表达和理解层面的明显差异,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并在这些层次间造成了许多“秘密”:成人对儿童是一种秘密,男性和女性之间是一种秘密,政治、政治家与民众之间也是一种秘密。全知和无知往往构成一种社会角色的互补。印刷媒介主导的传播环境,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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