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的人文因素

2006-10-30 15:58:17    博士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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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逊尼派主导地位的形成和萨达姆的权力基础
      一般来讲,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是逊尼派,只有波斯人的伊朗才是什叶派的天下。但由于同伊朗接壤必然产生的长期交往,除占人口比例约4%的非穆斯林之外,伊拉克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国民占了人口总数的58%,逊尼派只占38%,其中还包含了将近22%的库尔德人。也就是说,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只占人口总数的16%或者稍多一些。
      但这16%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在伊拉克的历史上却从来都是政坛的主导力量,即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920年,当英国委任统治者决定在两河流域扶植一个伊拉克国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穆哈默德的直系后裔哈希姆家族作为这个国家的王室,原土耳其人任命的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被立为国王。当时的英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费萨尔在同英国人携手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带领阿拉伯军队一直打到了大马士革,被阿拉伯人拥戴为叙利亚国王,但被法国人赶走。英国人必须履行战前的诺言,给他一方天下,何况他是一个现成的国王。这个费萨尔就是个最纯粹的逊尼派。
      此后的伊拉克政权尽管多次更迭,费萨尔王朝所有王室成员也被斩尽杀绝,但逊尼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1968年复兴党接管政权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当时的复兴党员90%以上属于逊尼派,什叶派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6%。没过几年,当来自提克里特同一逊尼派部落的总统哈桑·贝克尔和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地位得以巩固后,提克里特的逊尼派又成了复兴党领导核心,而提克里特地区的人口连全国人口的1%都不到。
      事情很明显,尽管复兴党是一个跨宗教和民族的世俗政党,里面也有基督徒(比如外交家阿齐兹)、什叶派穆斯林(比如宣传家萨哈夫)和一些库尔德人,但由于萨达姆任人唯亲,只是把复兴党作为家族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政权的代表性是靠不住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脆弱的。
      2.萨达姆统治下的什叶派
      在伊拉克2400万人口中,什叶派穆斯林占了1400万。历史上,什叶派为了争取更多的权益,曾多次向逊尼派的权威发出挑战。但在1958年前的费萨尔王朝时期,教派冲突并不严重,一个原因是费萨尔的教派平衡政策做得比较好,另一个原因是什叶派信众要么受南方落后的大地主阶层控制,要么是沦落为城市中的贫民,而且宗教观念较强,总之在现代化过程中难以成为社会中坚。意识上的落后必然导致政治地位的低下,即便在复兴党内也是如此。伊拉克复兴党组织原本是什叶派无产者创建的,但当大量逊尼派知识分子入党后,什叶派领导人就只有被逼退党的份了。复兴党对什叶派领导人的排挤,将占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群众推向了对立面。
      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当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什叶派宗教领袖开始组建宗教政党、向世俗政权发起挑战之后,特别是在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1965—1975年流亡伊拉克宣传宗教革命期间,什叶派群众的宗教意识得到了加强,在他们同逊尼派政府的对立的基础上,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对立的色彩也越来越浓厚。
      复兴党执政后,执行一系列强硬的世俗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什叶派同政府的矛盾。从1974年起,双方的矛盾转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变得越来越不安分,政府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据伊朗方面和国际人权组织公布的统计,不同政府合作的什叶派宗教领导人全部遭到暗杀和囚禁,只有极少数逃亡国外。1991年2月底至3月底,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军队和民众趁海湾战争之乱,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起义,占领了包括巴士拉在内的伊拉克南部和东部几十座城镇达一个月之久,直至萨达姆明白了老布什并不想要他的命。在美国的默许下,萨达姆调集了从科威特逃出来的共和国卫队,仅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就杀了3万人,直杀到新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发出求饶信号。
      伊拉克的什叶派公民对萨达姆政权的仇恨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难怪萨达姆连共和国卫队都信不过,因为除了“特别卫队”之类的贴身内卫部队之外,伊拉克军队都以什叶派士兵为主体。
      3.伊拉克库尔德人并不追求独立
      开战前后,库尔德人的动向一直是媒体上的大话题。这其中有切实的关注,也有不明真相的炒作。问题的关键归结为库尔德人是否会趁机独立。实际上,这次战争的确给解决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但库尔德人是绝对独立不了的,不仅所有相关国家不会允许他们独立,就是库尔德人自己也没有独立的打算。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始于1926年。是年,土耳其敌不过英国人的压力和库尔德人的武装反叛,被迫同英国人签订条约,将以摩苏尔为中心的库尔德斯坦南部7万平方公里划入伊拉克版图。二战期间,分散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一度联手行动,试图建立独立国家,他们的后台是德国人。起义被英国人扑灭,伊拉克库尔德运动领导人巴尔扎尼(现在的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的父亲)逃往苏联。1946年,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又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马哈巴德自治共和国”,巴尔扎尼及其一万人的武装是这个库尔德自治国的骨干力量。但大国较量的结果是苏联收回了对库尔德独立的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库尔德独立运动从此同大国的支持无缘,此后各国的库尔德武装反叛无一不遭到严酷镇压。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力量分别在1961年、1965年和1975年同政府军发生激烈交战,原因都是政府不答应自治条件,或答应后又反悔,其根本原因是库尔德人的自治条件太高。
      1975年兵败之后,库尔德民主党发生分裂,派生出库尔德爱国联盟,双方对立严重,甚至相互残杀。萨达姆执政后,伊拉克国际环境恶化,库尔德人又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大举兴兵反叛,但遭到萨达姆的铁血镇压,甚至动用了化学武器,国际上也无人声援库尔德人的反叛,只是谴责萨达姆的过度镇压。
      1992年6月至今,经过伊拉克政府同库尔德各派力量的集体谈判,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一直实行事实上的自治,库尔德政府、议会、军队、货币和基层民事机构一直运转得很好。这一自治局面得到了美英法设立的禁飞区的保护。
      经过80年前赴后继的流血斗争,库尔德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民族自治区是能够争取到的,但独立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个道理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明白,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人也明白。因此,对库尔德人独立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倒是土耳其政府受到了真正的压力。如果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在战后得到永久性解决,土耳其自身的库尔德问题势必也要进入更为理性的解决程序,土耳其不承认库尔德民族属性的国策势必彻底崩溃。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战争期间看到的只是土耳其政府的过度敏感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有惊无险。
          二、“全国保卫萨达姆”——神话还是笑话
      开战前,伊拉克的宣传机器叫得山响:“誓死保卫萨达姆!全国保卫萨达姆!”传递给各国电视台的画面,也尽是些雄赳赳接受检阅的各色武装人员,上至大腹便便的将军,下至神情肃穆的街道妇女,更不用说大大小小慷慨激昂的表态场面了。此外,据说还有300万民兵和100万“耶路撒冷解放军”严阵以待,全民皆兵的伊拉克总共有800万支自动步枪。
      不能怪各国的媒体不公道,实在是他们拍不到真实反映伊拉克人民心态的镜头,因为外国记者在伊拉克是没有自由采访权的,所有的采访都有特务监视,伊拉克人更没有私下接受记者采访的胆量。仅仅在海湾战争之后的10年里,被萨达姆杀害的伊拉克记者和编辑就有500人之多,和他们同时消失的还有百倍于此的仅仅是说了几句实话的人。
      1.萨达姆的权威是怎样建立的
      1968年复兴党政变上台后,作为三个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萨达姆非常聪明地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安全而有实权的位置上。在复兴党夺权两周后,萨达姆亲自持枪,独自一人完成了逼走二号人物纳伊夫总理的宫廷政变,将所有权力交给了复兴党总书记哈桑·贝克尔,自己只当个“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不显山不露水地开始了长达11年的韬光养晦。
      在“两个人共同执政”的11年间,萨达姆和贝克尔确实把一个贫穷动荡的伊拉克建设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靠着丰厚的石油收入和一系列强国政策,伊拉克的人均GDP从不足300美元猛增到3000多美元,石油年收入从5亿美元猛增到165亿美元,外汇储备从4亿美元猛增到370亿美元。这个“10年增10倍”的速度足可以让所有的“小龙”闭嘴。此外,伊拉克还曾在1973—1977年集中进口了70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西亚地区最强大的阿拉伯军队。
      1979年是中东—伊斯兰历史的转折年。在这一年里,以色列和埃及实现了和平,阿拉伯世界陷入了分裂;亲美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霍梅尼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向全世界发出了挑战;苏联入侵了阿富汗,在全世界穆斯林眼里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萨达姆当上了伊拉克的总统,将伊拉克从一个受他国期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期负他国的国家。
      萨达姆从登台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绝对权威。在“患了严重心脏病”的老总统哈桑·贝克尔辞职后,萨达姆马上开始了党内清洗,一天之内处决了22名副总理级和部长级的“阴谋家、叛徒、伊朗间谍、叙利亚间谍、美国间谍和以色列间谍”。处决方式是空前绝后的:各地党组织选派了几百名代表,一人一支枪,同时扣动扳机,集体执行“党的判决”。宣布判决的方式也是空前绝后的:处决场面被拍成影片广为下发,全国的党员必须观看。
      其它的就不用多说了。仅此一举,萨达姆就建立起了绝对权威,仅此一举,99.6%或100%的支持率就一直保持到倒萨联军开进巴格达。
      2.绝对权威导致绝对错误
      公平地说,萨达姆在当副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指摘的,甚至是值得称道的。但从他当总统的第一天起,他就从国家的功臣变成了国家的罪人,尽管他给老百姓涨了工资,尽管他走村串户,体恤民情,确实博得了喝彩。但是,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上,他一错再错,把伊拉克人民引入了苦难的深渊。
      上台第二年,他趁伊朗内乱发动了对伊朗的全面进攻。本来预计两三周内将伊朗打服,但被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民族是难以战胜的。战争一打就是8年,结果是:40多万伊拉克青壮年战死沙场,数十个城镇化为废墟,370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1000亿美元外债,被激怒了的将军们开始谋划反叛,新生的政治反对派恳请哈桑·贝克尔重新出山。
      萨达姆的应对方式软硬兼施:他关闭了所有“军官俱乐部”,处决了百余名不安分的军官。老总统突然“病逝”不久,国防部长也死于“直升机失事”。消除了危险之后,他开始雷厉风行地实行“改革开放”,内容有扩大私有化、吸引外资和实行民主。他亲自培训第三届国会选举工作人员,800万伊拉克选民倒也真正实践了一回1∶4的差额选举。
      但萨达姆的改革只坚持了两年就走不下去了,原因是入不敷出。独出心裁的萨达姆打起了科威特的算盘,任凭阿拉伯世界头面人物全体出动,百般调解,300亿美元现款的要价决不松口。于是,仅仅休养了两年的伊拉克人民又被拖入了另一场战争,沙漠里又多出了几万冤魂。接下来是萨达姆不屈不挠地同国际社会玩了12年的“老鼠戏猫”的游戏,游戏结果是联合国决不放松的制裁,而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的比价已跌至两伊战争前的1/6000,教授的工资也从1000多美元降到10多个美元。
      不错,伊拉克人民的苦难的确与联合国的制裁有关。但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配额是根据基本满足伊拉克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安排的。如果萨达姆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伊拉克人的生活状况会好得多。实际情况是:在2000年下半年伊拉克叫喊取消制裁最凶的时候,萨达姆只把同期石油换食品的资金花掉了54%,其中用于医疗保健用品的配额只用了13%,教育用品配额只用了6%,饮水和卫生设备配额只用了33.5%,石油设备更新配额只用了3%!在萨达姆向全世界宣传伊拉克儿童因“缺医少药”而死去百万之多,学生们买不到铅笔和练习本的时候,联合国代管的40亿美元配额资金却无人申请使用。与此同时,萨达姆家族及其政权还通过石油走私积累了至少数十亿美元的帐外款,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已经在战后被查抄。
      10年来,伊拉克不再公布国民经济统计数字。世界银行的报表上,伊拉克名下是空白。当然,伊拉克人民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这是保证政权稳定的基本前提。高效运转的配给系统使得每个伊拉克家庭都能够以象征性的价格得到相当数量的食品。开战前夕,萨达姆政权又提前发放了几个月的配额,主观上是让人民安心抗战,客观上减轻了联军占领伊拉克后的供应负担。
      3.伊拉克人民渴望摆脱恐怖
      萨达姆的统治之所以能维持20多年,原因只有一个——恐怖。萨达姆瞧不起希特勒,认为他的失败在于“过分仁慈”。自他以绝对恐怖的手段建立了绝对权威那天起,他就从没有放松过使用这一手段。20多年来,伊拉克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监视之中。占人口比例6%的150万复兴党员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相互监督汇报的做法登峰造极。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萨达姆执政期间,因被告密而失踪的伊拉克人竟有30万之多。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夸大,但30万和10万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萨达姆的绝对恐怖表现为超常的专制、残忍和野蛮。这一点令历史上东西方所有独裁者望尘莫及。萨达姆明白:单纯的死亡威胁并不足以阻止每一个人,总有一些舍生取义的勇士敢于拼死反抗。萨达姆有的是办法让他们精神崩溃。不怕死的总不至于不怕极度残酷和野蛮的折磨吧,自己不怕折磨总不至于看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受到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和虐待吧。在萨达姆的刑讯室里,没听说过坚贞不屈的。
      多年来,萨达姆的暴政和伊拉克刑讯室里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流野蛮的酷刑早已充斥世界媒体,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是谣言。萨达姆的绝对恐怖还体现在1991年春季300万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大逃亡。一想起使用毒气进行断子绝孙式的灭绝性镇压,他们能不逃吗?
      显而易见,在100%的支持率背后,是100%的恐惧。
      显而易见,如果能摆脱这种恐怖,伊拉克人是不会在乎解放者的身份的。
      然而,尽管萨达姆已经被推翻,但伊拉克人的恐惧感不会马上消失,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的彻底消失,要等到萨达姆的死讯传来,要等到公正的司法审判结束。而公正的司法审判是绝对排斥后萨达姆时代初期可能发生的无法无天的报复性仇杀的。
          三、民族、教派和心理因素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倒萨战争是倒萨联军的胜利,但倒萨联军动用的不仅仅是高科技武器。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战争方式,传统的里应外合手段和兵败如山倒的雪崩效应起的作用更大。
      1.库尔德武装是倒萨联军的组成部分
      上文已经提到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自治区。10年来,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不再相互打斗了,数万人的武装力量早已是倒萨联军的一部分。和他们一起准备接应“入侵者”的还有不被人注意的伊拉克共产党的武装,因为伊拉克共产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库尔德人手里。库尔德武装在联军未能及时开辟北方战场的情况下,成功地控制了局面,而且没有节外生枝,这既意味着库尔德人在政治上的成熟,也预示着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永久解决,并为邻国的库尔德同胞树立了理智的榜样。
      2.什叶派倒戈是萨达姆政权崩溃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开战初期,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聚居地确实没有发生萨达姆担心的骚乱,因为1991年大起义无人接应导致大屠杀的教训太深刻了。
      4月1日,攻入了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美军第101空中突击师指挥官开始同什叶派宗教领袖接触。此时,被萨达姆软禁了十多年的大阿亚图拉(什叶派教长)西斯坦尼尚未解除恐惧,不敢作出任何允诺,因为他的4位前任都死在了萨达姆的屠刀下。就在6个月之前,他还被迫发出过反美拥萨的宗教指令。两天后,这位73岁的教长终于向1400万什叶派信众发出了新的教令:“极度痛苦过后是轻松,极度磨难过后是安逸”,告示他们即将苦尽甘来。什叶派宗教反对党“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人也断言“伊拉克政权处于崩溃边缘”。
      短短几句话,伊拉克大多数军民的主意已定。加上早已反叛的500万库尔德人,萨达姆80%的臣民已离他而去。也正是从那时起,联军开始对防守巴格达的共和国卫队驻地发动毁灭性空袭,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去,伊拉克防卫力量迅即土崩瓦解。
      3.心理战和众叛亲离的萨达姆家族
      开战前,世界媒体广泛报道了美国发动的劝降心理战。由于“斩首行动”的失败,美英所希望的“人民起义”和“军队哗变”没有立即发生,“只抓诺列加”的巴拿马作战模式被迫升级,对“人民战争”和“巴格达巷战”的担忧开始出现。实际上,电视镜头上看不见的策反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伊拉克军队从上到下无心恋战,电视上报出的战果大多是打了就跑回去领赏的敢死队所为。
      西斯坦尼教令发出之后,萨达姆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不得不在电视上呼吁被打散了的士兵就近参加抵抗。但他的呼吁只能带来一个结果,这就是更多的逃亡和更高层次的叛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巴格达之战初期,就敢以小股部队在巴格达大街上武装游行;为什么美军在巴格达只受到了零星的、骚扰性的抵抗;为什么在巴格达城内及其周边地带再也见不到伊拉克军队主力,而首次用于实战的反装甲集束炸弹“成功炸毁”的只是几百辆无人操纵的坦克和装甲车。
      随着战争内幕的不断揭开,我们还可以听到更多众叛亲离的离奇故事。
      萨达姆败就败在失了民心。
          四、影响伊拉克重建的两个关键问题
      1.极端宗教势力崛起和教派争端失控是重中之重
      伊拉克国诞生之日起,宗教势力的作用就受到历届政府的有效限制。复兴党时期更是如此。萨达姆曾经系统地表述过复兴党的宗教理论。他认为:复兴党的主张体现了对真主的宗教责任,无需清真寺这个“秘密行动的意识形态司令部”来发号施令。人们在清真寺里可以纯洁心灵,获得教义和律法的启迪,但不能以宗教律法处理生活,因为伊斯兰教诞生1400年以来已经容忍了许多新的道理和解释。可以说,萨达姆的宗教理论是被普遍接受的。但在实践上,他的做法是过头了。他不仅过度镇压什叶派的反叛,也杀掉了敢于向他的权威发出挑战的逊尼派教长。
      由于萨达姆的过火行为和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伊拉克新秩序的建立面临着宗教势力影响失控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伊拉克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激进宗教势力煽动政治动乱的事情还会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纳粹德国就曾利用伊拉克人民对英国委任统治者和费萨尔王朝的不满,暗中操纵了大规模的反英起义并建立了短命的亲纳粹政权。而这场起义的关键领导人就是刚刚被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逊尼派宗教领袖)侯赛尼。各国史学家在指出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宽容了希望得到纳粹扶助的伊拉克人民。因为,如同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发生的情况一样,人们在渴望解放的时候,是不大在乎解放者的身份的。
      此后,伊拉克还发生过多次有国内外政治背景的教派冲突。根据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战时保护平民权益公约),美英占领当局有责任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考虑到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秩序的需要,这一问题更显得至关重要。
      2.伊拉克新宪法与世俗民主化
      建立民主机制的关键是保证所有公民群体的权利均等,机会均等。但机会均等绝不能以强化宗教和民族意识为前提。在这方面,美国人无需做过多的考察,看一看黎巴嫩的教训就够了。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惟一没有被伊斯兰教完全征服的地区,这个国家的基督教群体顽强地维持了1700年的原地存在。当法国人1923年正式取得叙利亚—黎巴嫩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后,首先将黎巴嫩同叙利亚分成两个国家,主要考虑就是黎巴嫩地区的基督教居民群体大于穆斯林群体。
      1927年,法国操纵通过了黎巴嫩宪法,制定了议会席位按教派比例分配的原则:1943年又明确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议席比例为6∶5,并制定了国家领导人由不同教派人士分别担任的原则。如,天主教马龙派当总统,逊尼派当总理,什叶派当议长,希腊东正教派当副议长,德鲁兹人当总参谋长等等。可以说,法国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貌似公平的制度却在随后的实践中显现了致命的隐患。
      首先,人口构成是随着不同群体的自然增长率差异和外来移民的增加而变化的。此后,黎巴嫩每次战乱的社会根源都是基督教社团的法定权益受到了挑战。无论是1958年美国的武装干涉,还是巴解武装进入黎巴嫩后发生的连年内战。1989年10月,在阿拉伯国家的调解下,黎巴嫩各派对权利分配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整。议会席位从99席增加到108席,基督徒和穆斯林平分天下。
      内战是平息了,但这是饮鸩止渴的平息。如果所有的多宗教国家都按这个办法办,文明冲突只能来得更快。
      一个更严重的孪生问题是:按教派分配议席只能助长政党的宗教化,抑制现代政党的形成和作用。尽管在任何一个议会民主体制下,议席分配从来就受到社会阶层、民族构成、宗教的影响,但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呼唤跨宗教和民族的现代世俗政党。这样的政党是通过世俗的施政纲领吸引选民的,不是为了争夺某一宗教群体的利益而存在的。只有这样的政党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弱化宗教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避免宗教冲突。
      萨达姆家族统治工具的伊拉克复兴党原本就是这样一个政党。复兴党可以散伙儿,但从体制上培植新的类似的世俗政党,是伊拉克新宪法需要关注的,也是美英占领当局所追求的。
      一个简单的设想是:当惯于服从宗教领袖、部族首领、村镇长老和“国家领袖”的民众意识到个人权益可以通过自由投票实现的时候,当跨宗教和部族的世俗政党的感召力超过宗教政党的时候,原有的忠诚必然会让位于对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是有的,把选票投给异教徒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有人认为:防止宗教冲突、遏制宗教极端势力和避免战争的最好方式,是社会的世俗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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