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彼得拉斯:全球化——批判与分析

2006-11-26 17:04:30  詹姆斯·彼得拉斯  www.66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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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财富分配后果

    全球化的财富分配后果同大机构的占有和控制模式、阶级结构和国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仅仅考察和修补分配机制及其结果,只能是枉谈“平等”和“市场社会主义”。今天,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因为现在资产所有者和制造商随时会迁移投资和雇人地点,或以迁移作为威胁,假如再分配、环境和税收政策不对他们的胃口的话。在资产占有和生产与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有着无法掩盖的相互联系。

    主张全球化的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上升,已经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依赖工资的工人、农民、雇员和自我从业人员等人群。恰恰是推行全球化的政策的增强和渗透引发了拥护全球化的一小撮人与受其剥削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在社会各阶级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是全球化扩张的结果,还有其他几种不平等跨国家和文化界限而存在。税收变得越来越累退: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工薪阶层的工资,而从跨国公司资本那里征收的税务的百分比不断下降。其部分原因是在于大量的法律漏洞以及大公司税收律师为其筑起税务屏障,并把盈利的地点转移到那些低税率的国家(所谓的“转移定价”)。同累退的税收系统共存的,是越来越累退的国家补贴或开支计划。一方面是低利率贷款、出口优惠、对工厂建设、地产出让、基础设施发展、研究与开发的补贴等等大公司的权益,一方面是支付给工薪阶层的社会福利的急剧缩减。国家对跨国公司资本的补贴在增加,而对依靠工薪的工人、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低收入家庭、病残人员、单亲家庭和儿童的福利则在下降。


    这些社会不平等是由两个结构因素造成的:由于兼并、收购、合资所造成的所有权的不断集中和集权,以及国家精英和全球化财团精英的紧密结合。政治决策的集中是国家资源进一步集中并强化利润、促进集中化的资本的增长的关键因素。今天,在发达的帝国中心的财产占有模式,与被鄙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土地占有模式相似:不到5%的人口拥有几乎90%的私有财产。而且,一小撮经纪人和银行投资者在各种私有的、非私有的投资基金进行公司和征券的买卖过程中,获取数十亿美元手续费。

    最大的社会危机恰恰存在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得最远的国家。无医疗保险的工人人数、无工会的工人人数以及没有或仅有极低社会福利(如假期、退休金等)的临时工或半日工的劳动力的数量在美国最高,英国其次。与欧洲相比,美国所大加自诩的低失业率,被其比率最高的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人人数所抵消--这种境况是欧洲劳工运动界所不能接受的。

    相似的过程也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着。阿根廷和巴西的失业率分别为18%和15%,这两个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失业率成倍增长。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东欧,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那里的生活水平下降了30%-80%。第三世界国家的模范--墨西哥,其工资收入水平大幅度跌落至十五年前的30%。

    推动全球化的阶级所造成的这一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反革命,是通过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整套立法,即所谓结构调整政策,包括对利润丰厚的公众资源实行私有化,以及在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下,资助和指导整个私有化过程。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几个概念游戏,来为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的涂上一层学理的光彩:它强调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并强调个人责任的观念,以掩盖经济活动的集中本质、掩盖其恶性的社会后果。通过掩盖体制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关键作用,及其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使权力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非政治化,同时把处理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的负担,转嫁给家庭、个人或地方社区。这又反过来腾出了人手和资金,去推动全球扩张和积累。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自由市场,而实际上大多数全球公司的交易都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海外投资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掩盖了国家和全球公司之间、全球公司相互之间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政治议程。

    拥护全球化的阶级所具有的结构性权力,是“结构调整政策”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得以实施的原因,并反过来加强其结构性权力。“结构调整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削减大财团税务及增加补贴的方式来进行“收入再集中”的过程。以牺牲依靠工薪的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被成为“劳动的灵活化”),将权力集中在雇主手中,这导致大财团的组织等级更加森严。雇主有权力单方面修订雇佣、解雇、外包、承包合同的条件,并用其他各种办法在更多的全球投资项目中增加剥削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增加利润。

    结构调整政策的进展程度与劳动者的抵抗有直接联系。劳动者的抵抗又与工会的内部结构、工会领导者的思想状况以及领导者接触群众的程度和领导者的轮换有关。在工会内部存在民主的地方、当工会领导者面对着有组织的反对派时、当领导者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或者领导者最起码把工会看成是一个运动而不是一门生意,以及在领导者能受到普通会员的挑战或能被其取而代之的地方,工会就能比较成功地抵制结构调整政策与整个全球化议程。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就都是这样。相反,在美国,工会领导人操纵着寡头式的组织,身为百万富翁的工会官员把工会当成一桩生意一样来运作,通过官僚机器,把工会成员边缘化,管理退休基金和利润丰厚的房地产物业,工会完全无法反对全球化的议程。难怪克林顿总统对他实施倒退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任何民主的、激进的工会势力同他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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