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

2006-10-29 16:14:43    博士教育网  
  •   第一部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大家知道,刑事诉讼法颁布于1979年,1996年对之有较大的修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次修改是比较成功的,在民主化和人权保障方面迈进较大一步,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转眼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施行7年,7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又提出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呢?从立法稳定角度看,再稳定一段时间行不行呢?我的观点是:为了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现在就应当着手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作准备,这也是刑事诉讼立法与时俱进的要求。具体理由如下:

      一、理念变化的需要。刑事诉讼法施行七年来,整个国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结构到思想观念都有较大的转变,其中与刑事诉讼直接相关的观念有:

      1.公正观念。司法公正历来是大家关注的话题,近几年来,关于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司法制度必须保证司法公平、公正的实现。这里我对公平和公正两个概念作一区分:公平是一视同仁,人人平等的意思。公正概念在西方有争议,权利义务分配的最合理状态就是公正,这里的最合理状态是相对的、是现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中,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公正又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保障,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在理论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对两者的关系上却有不同观点:程序优先说、实体优先说,程序实体并重说等。我的观点是程序、实体并重,片面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实体公正,社会公正就会无法实现。(司法实践中)有时需要程序优先,但有时基于其他考虑,程序还得让位于实体公正。所以我坚决反对过分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做法。联系中国实际,强调程序是有原因的,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一直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各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就是对程序轻视的表现,所以现在强调程序的重要性不过是还程序应有的位置。回到刑事诉讼法上来,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对程序的保障体现不够,违反程序的规定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屡屡侵犯的主要原因。

      2.人权观念。我国在人权问题上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现在我们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步,我们在国际上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人权问题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就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在刑事诉讼法中打击犯罪,也是对犯罪人以外的人的人权的维护和尊重。但是现有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不够的,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问题,不能令人满意。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定程度上还被作为客体来对待。所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是有必要的,并且到了非改不行的程度了。

      3.独立和中立的观念。尽管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都有司法独立的规定,但是还不够。对于司法的中立问题则没有任何规定,但是司法的中立问题已经深入人心,实践中也有许多问题是司法不能中立所引起的,没有中立就不会有司法的独立,所以两者关系相当密切。在独立方面,主张案件审判中法院独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法官的独立。对于中立问题,强调法院中立并且强调鉴定机关的中立。理论研究中独立和中立观念面临着新的突破与提升。

      4.效率观念。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过程中就提出效率问题,但当时没有人重视或者说重视不够,修改建议稿直到快提交人大时才被法工委接受,但最终没有在那次修改中被采纳。新刑事诉讼法施行的7年中,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将效率确定为工作主题,检察机关也主张搞简易程序,甚至主张普通程序的简易化,这又引起新的认识上的分歧。效率提高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何实行却存在不同看法,最终都需要从立法上来解决。针对效率与公正的关系问题,我的看法是公正第一,兼顾效率,我不主张“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意见。与程序和实体的关系不同,后者是应当并重的,在这里不能混淆。老百姓遇到问题找法院追求的主要是公正,如果仅仅是效率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法院,失去公正,或者两者平等,那么法院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但是作为相对立的概念,追求效率难免会牺牲公正,但这种牺牲不能过大。立法需要对效率进行规范,同时解决好与公正的关系。

      二、司法实践的需要。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问题,理念的变化以及司法改革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司法机关也做了努力,进行了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是绝对不能突破立法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改革,空间有限,当然有的改革是对现有立法进行突破,尽管愿望很好,更有人称之为“良性违法”,但对这些做法,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法治国家,立法必须遵守,司法机关作为守法的模范,尽管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违法,这也是不可允许的,守法模范带头违法会使其他国家主体和普通公民无所适从。现实中问题相当突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违法的事例不胜枚举。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公检法三部门各搞了400来条的司法解释,总计1000多条,其中有的是好的,在法律框架内增强了法律的实用性,但也存在着违法现象。对这些违法的解释,我认为:如果是合理的,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加以吸收。实践中的问题是,公检法机关非常重视本部门的司法解释,因为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下放了权力。这都提出了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我列举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说明)。审判前超期羁押问题,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问题相当突出的也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犯最严重的问题,超期羁押有两种原因:(1)在现有法定的期限内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司法机关主观原因没有做到的。(2)在规定的期限内,某些案件确实不可能得到合法解决的。这就需要立法进行规范,与其统一的期限规定屡屡被违反,不如规定比较科学的期限,避免出现第二种情况,这样第一种违法的做法也没有理由了。其实外国关于羁押期限的规定,并没有中国这么严格,最近在与德国有关学者关于强制措施的讨论中了解到,羁押期限规定为3个月,期限届满仍解决不了问题,可以申请延长3个月,这个过程还可以无限期的循环下去,当然这种做法也是有毛病的,这里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我们立法中关于期限的规定没有必要一刀切,没有必要完全统一,对重大复杂,特别是重大经济类案件,侦查工作相当困难、复杂,可以规定较长的期限。这需要立法进行规范,并且立法规定后就必须严格遵守。关于审判监督问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都非常简单,实践中再审申诉的案件非常多,造成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并且严重影响司法工作的效率。还有刑讯逼供问题等等都需要立法从制度上解决。

      三、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国内法协调的需要。我国分别于1997年、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公约。《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经签署5年了,我觉得新一届人大5年内应该作出批准,否则面临的国内外的压力会非常大。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冲突的协调问题,我主张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这一提法受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认为国际法必须先转变成国内法才在国内生效。我认为这种转变过程将会使国际条约的内容大打折扣,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只重视国内法,并且更重视司法解释,(这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了)司法解释就已经使得基本法打折扣了,再将国际条约转变成国内法,后果将是条约面目全非。对于司法考试问题,我对目前不考国际有关法律性条约文件的做法不以为然,我国已经加入WTO,很多制度都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在司法考试中增加相关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上,有三种解决措施,许多问题我们都有规定或者基本达到要求,就不需要改;有的却是不改不行,比如国际公约中规定:不得强迫自我归罪,与我国刑事诉讼法92条“如实回答”的规定就有较大冲突;有的条款需要具体化,92条规定太刺眼了,与国际的大趋势是违背的,对于沉默权问题,我认为是否直接规定沉默权,还有待研究,用“不得强迫自我归罪”代替直接地沉默权规定也是可以的。对于禁止双重危险这一国际准则,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是屡屡违反的,这需要立法在再审程序中进一步落实。对于“无罪推定”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12条规定就是无罪推定,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至少是我们的规定还不到位。总之,我认为,明显有矛盾的问题,必须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对国内立法的修改先行,也是为人权公约的批准作准备。

      四、立法模式选择的需要。关于证据法的立法模式选择问题,争议比较大。西方证据立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就有不同的模式。有学者主张独立的证据法典,现在司法部门也在搞统一的证据规则。我认为,搞统一的证据法,意愿是好的。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搞民事和行政的证据规则,而刑事的证据规则由于涉及到公安检察机关,在人大法工委的建议下不搞。关于证据立法的模式问题,目前已经很实际了,到了不解决立法就无法进一步推行的阶段。看西方的证据法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规定审判阶段,限于民事和刑事并且民事较多,刑事审判前阶段的证据问题就不是证据法典规范的内容了。大陆法系将刑事证据部分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其他法律也有一些关于证据的规定。我国的法律传统总体上更接近于大路法系模式,所以可以考虑采用在三大诉讼中规定证据法的模式,由于我们现有的诉讼法典都或多或少地规定证据法内容,如果要制定独立的证据法典,为了防止冲突,就面临着从诉讼法中抽出证据部分并入证据法典,这样难度非常大。此外,证据法典要规范审判前阶段,因为这一阶段实践中的矛盾相当突出的,也是对当事人权利侵犯比较严重的阶段,但是这种在证据法典中规定侦查阶段的证据规则,是立法上的突破,因为正如前文介绍的,是没有先例的。这当然不是简单问题,我认为当前比较现实,符合实际并且可以顺利推动证据立法的方法就是证据立法纳入各自的诉讼法典中。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诉讼立法的过度膨胀,其实可以将证据部分作为诉讼法中独立一章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条款来解决。人大法工委对这个问题也多次召集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同志进行座谈,将证据立法纳入诉讼法中呼声较高,成为大趋势。所以这里提出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客观上是有需要的,理论实务界也大都同意,我对新一届人大在诉讼法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方面寄与厚望。

      第二部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个重点问题

      一、 加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这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需要考虑的非常主要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这个方面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力度还是不够,实践中侵犯他们的权利往往是发生在侦查阶段。如非法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会见难等问题,特别是律师不愿介入刑事侦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不够所致。要从根本上解决侦查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如下几个方面作出规定或者修正:

      1.赋予律师在场权。即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律师在场。这一方面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以防止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律师可以更好地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当然这一规定的落实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在现有的条件下,要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刑事案子律师的在场权,尤其是对于重罪案件,如有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子要得到充分地保障。

      2.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条件必须得到保障。我国六机关规定的第十一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相当困难,往往需要经过侦查机关领导的批准。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如法律责任如何承担?讯问获取的口供效力如何?等等,这方面急需刑事诉讼法作出补充和完善。

      3.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是否需要全程录音录像?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起源于英国,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对此有所规定。后来为我国香港地区采用,在美国的有些州也采取这种方式。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实行全程的录音录像,对于保证侦查过程的透明性,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实行这一制度,最大的现实问题是经济条件是否允许?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目前的条件下,普遍推行这一制度可能还不成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大案要案中不妨试行这一制度。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实行全程的录音录像,否则宁可不要推行这一制度。

      4.关于“沉默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争议比较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沉默权最早发源于英国,但在1994年,英国的立法对沉默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最近俄罗斯刚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比较充分的沉默权。这些规定同一国的刑事司法传统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英国的刑事立法相对比较完善,在规定沉默权的同时对其进行限定,这样兼顾实体真实与程序保障的平衡;相反,俄罗斯过于强调重视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而对嫌犯的权利保障不够,所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对其权利的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联合国文件来看,至少要规定犯罪嫌疑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 ”。

      5.关于秘密侦查问题。立法中应加以规范。如英国这方面规定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另外关于强制措施的问题,尤其是监视居住,实践中问题很多,违反法律的现象比较严重,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制度应重新加以审视从而作出科学的规划和设计。

      二、 证据制度

      1. 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通过非法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世界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排除。即一概排除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和言辞证据。意大利大体上属于这种情况。美国有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基本上也属于这种立法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排除,即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加以排除,而对于实物证据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酌情处理,具有一定的弹性。如英联邦国家以及大陆法国家德国、法国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法国法官根据违法程度、案件的性质、公益的保护以及被害人的愿望等因素综合加以酌量考虑。应该说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第二种立法模式,在查明事实真相和保障程序正义这两个方面努力做到平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没有作出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作了规定:对于非法获取的口供加以排除,而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则没有规定。实践中,对言辞证据排除的也很少,因为查证属实比较困难,而法院一般又不愿去查证。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其排除的量是多少;二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如何确立?纵观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立法实践,英国的做法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在注重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与保证程序正义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如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有的学者主张举证责任的倒置,由侦查机关来承担证明责任,但实践中却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适当降低这方面举证的证明标准,如被刑讯人只要达到“明显的优势”即可。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2. 证明标准关于证明标准问题,理论界争议很大,有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等。我的观点是:客观真实难以驳倒,法律真实必然存在。客观真实追求案件与事实真相的一致,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达到的,是努力追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应该以客观真实作为办案的目标。一个案件要求把所有定罪量刑的具体情节都搞清楚,确实不太可能,但是对于犯罪的主体,犯罪的客观行为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客观,也就是说对于主要(或关键)的犯罪事实一定要做到完全真实。法律真实是法律要求定罪判刑达到的标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都是法律规定的,案件事实就是法律事实,证据效力、证明的标准也是由法律规定的。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法律真实要以客观真实为坐标。民事诉讼中的“明显的优势”证据,也是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结合的体现。以实务部门的刑事案件为例,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于民事和行政案件。实践中的刑事案件有三种:绝对符合事实真相的案件,非常接近事实真相的案件和证据不足的案件。现在最大的分歧是:是否承认主要犯罪事实(或关键的犯罪事实)能否达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

      对于证据标准,现行立法应如何进行修改呢?一种意见认为,维持现行立法的规定,“以事实为根据,以立法为准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还有认为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我的倾向是:立法只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关键事实要求达到清楚的标准。如对于贪污受贿案件,很多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对此,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另外对于犯罪的主观要件,实践中往往通过行为人客观行为来推论其主观要件,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之间就很难区分其主观要件。我的观点是证明标准可以搞层次性:一是证据的确实充分;二是某些案子,接近排他性要求;三是涉及推论的,要求更加放宽。总之,要从实际出发,综合各种因素加以平衡考虑。

      三、关于程序问题

      1.死刑复合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实践中却是死刑复核权下放到省级法院,这违背了新法效力优于旧法效力,基本法效力高于一般法律效力的原则。另一方面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行政性程序,辩护方不能参与进来,不符和刑事诉讼的规律。我认为:一、死刑复核权必须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设置巡回庭,二、由内部审核转向正式的诉讼程序,至少要设置类似于听证的程序,切实保证辩护方的权益。另有人主张设立三审制,我想对于重大的案件可以考虑这一方案。

      2.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对于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我国现行的标准是“确有错误”,过于简单。在程序上要限制无限制的申诉、在审,保证法院的办案效率,但是一定要注意“公正第一,兼顾效率”,不能因为追求效率而抛弃公正。我的观点的是:一、不能笼统地说“有错必纠”,要分清错误的性质。是定性错误(有罪或无罪)?还是刑罚的错误(大错或小错)?要兼顾罪名与刑罚,量刑的轻重等。二、分清是有利于被判刑人还是不利于被判刑人?从国际上来看,都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无罪判决适用“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对于冤枉无辜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申诉。三、程序上的限制同级法院和检察院不能多次提起申诉,以一次为原则,但对于最高法院可以区别情况。这方面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先例。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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