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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  2006-11-26 17:04:30  www.66wen.com
     ——《社会经济学新论(书稿第三章)》 序 坦白地说,开始我并没有重建社会经济学的“野心”,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属于政治腐败的“官倒”现象,更是招致群众极大不满和普遍反对。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试图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制度框架使这种不合理、不公道的社会现象理想化和合法化。我不赞成这种主张,当时真有点“义愤填膺”的味道,就在《哲学研究》1993年7期上发表了一篇叫“也谈效率与公平”的商榷文章。这就是1993—1997年中国学术理论界关于公平与效率展开大讨论的起因(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9月12日的“评述”)。从此,我就踏上了探索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的漫长道路。 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心里充满了悲哀、茫然与苍凉。西斯蒙第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可诞生之日起就不为社会主流观点所认同。时间过去差不多200年了,社会经济学仍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主流社会的研究视野。看看当代中国,有没有一所社会经济学研究机构?有没有一份社会经济学学术刊物?有没有一本社会经济学教科书?每一个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面对此情此景,怎么可能会有好心情? 万事开头难,再难总得有人去做,再难也会有人去做,借用连战先生的话,我就把这十几年的苦苦探索叫“破冰之旅”;既然是探索,呈现于社会的劳动成果必然不完善,必然不成熟,若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借用宋楚逾先生的话,我就把这十几年的苦苦探索叫“搭桥之旅”。《社会经济学新论》全书5编20章,每章独立成篇,我将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并结合现实生活中与此议题有关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定期地把20章放在“学说连线”这块平台上,供人们评说。 “破冰”、“搭桥”,此为“序”。 刘润葵 2005.5.20. E-mail:liurunkui@163.com 内容提要: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既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经济学的价值目标;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改善和优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所以,社会经济学的价值目标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 关 键 词: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社会经济学 科学发展观 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1],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西斯蒙第的学说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王国”。中国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表明开展社会经济学对象与价值目标的研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社会经济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与重建 (一)社会经济学的曲折历史与尴尬现实 西斯蒙第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可诞生之日起就不为社会主流观点所认同。时间过去差不多200年了,社会经济学仍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主流社会的研究视野。现在,学术理论界有“社会经济学”这样的范畴出现,但那是“经济帝国”思想的产物。比如,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等人所建立的“社会经济学”[3],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传统的社会学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的理论。这些研究成果都很宝贵,但那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不是社会经济学从对象出发而形成的知识体系。 社会经济学的尴尬现实是社会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1、历史进程中的工业革命偏颇 工业革命的历史功勋已耳熟能详了,可它的偏颇几乎和他它的历史功勋一样地影响深远。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时代里,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生产力的内涵;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资产阶级征服农民、改造农民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帝国主义征服、改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基本的国际关系。所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等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理念。征服和改造的价值观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崇拜大、羡慕大、追求大,成为时尚。强权便是真理。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面,以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为对象的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思潮的研究视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2、理论创造的意识形态束缚 所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掌权人物强化了的某种观念。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可是,把意识形态极端化,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社会是非的唯一标准,意识形态就成为政治偏见了。意识形态偏见是社会经济学不能正常发展的又一重大原因。《共产党宣言》认为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首领”。“宣言”一方面指出“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说“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4]社会经济学也就是“宣言”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既然“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那么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只配享受“研究禁区”的待遇了。 3、社会经济学自身的历史局限 第一,社会经济学不是财富分配学,更不是财富再分配学。西斯蒙第承认亚当·斯密学说的基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5],他始终如一地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6],他为社会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前提和基础。可是,他把劳动人民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和社会不公平待遇看成是社会再分配或社会福利问题,他居然说“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7],这就为社会经济学向福利经济学方向发展埋下了伏笔。实际上也是这样,从英国经济学家与改良主义者霍布森开始,社会经济学的要求就被淹没在福利经济学的内容里面了。 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可它追求不合实际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不仅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又助长了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依赖思想,不利于他们自尊、自强、自立,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福利经济学又成为众矢之的,淹没在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社会经济学不是“纠错学”,应当有自己的确定的研究对象。社会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两个最重要代表人物西斯蒙第和霍布森都是从经济学阵营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的许多批评意见都被经济学吸纳进去了,可是,社会经济学为什么就始终站立不起来呢? 管理学成长壮大的经验或许值得社会经济学反思。管理学比社会经济学晚出世整整100年,可现在管理学的发展势头可以同经济学并驾齐驱了,成功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对象明确,分析工具先进,恐怕是其基本的原因。法约尔从管理职能即从主管人员的管理活动角度明确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泰罗从管理方法即从技术角度规定了管理手段的研究内容。100年来,管理理论工作者就一直沿着“管理科学”和“科学管理”开辟的方向,不断地把管理学向科学高峰推进。 可是,社会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个劲地对经济学评头品足,总在“纠错”,总想“力挽狂澜”,改造经济学。如此一来,既不能正确评价经济学的功过,也失去了自我。客观地说,一门学科只应当一个中心,现代经济学对国民财富增长极其办法开展研究,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从主观上讲,几代人形成的固有观念和知识框架结构,那能说改变就能改变。所以,学科分离是势在必然,社会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的确定的研究对象和适合自身对象特点的研究方法,再也不能“越位、错位”,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第三、社会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中的道德伦理学,是交叉科学中的边缘科学。经济学不研究道德伦理是对的,因为道德伦理是另外一门科学;有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只讲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主张是不可取的,因为讲道德是所有科学的共性。自然科学也要讲道德。社会经济学讲道德本身没有什么过错,但是,社会经济学把道德伦理作为自己的对象和基本的分析工具,不但侵犯了道德伦理学的边界,而且使自己朝着宗教教义的方向发展。空洞的说教使人生厌,这恐怕怨不得别人。 社会经济学不是道德伦理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交叉科学中的边缘科学。明确了这一点,社会经济学就应当注意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因为社会经济学的很多问题在相邻学科都有所涉及,只是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所以就没有社会经济学的独特理念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同时,社会经济学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理念和观察世界的方法,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直接套取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交叉科学不是餐桌上的大拼盘。 (二)重建与发展社会经济学的历史契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8]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学的传统,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高度评价说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9]。重建与发展社会经济学,既不能囿于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也不能寄希望于当代大师们的灵感或突发奇想,它只能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1、信息经济时代新的价值取向。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自然力的无情惩罚和报复面前,人类终于明白,自然既不能征服,也不能改造,只能同自然友好相处,只能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换。生产力是人类创造性地适应自然的能力。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也必然带来其他关系的改变。这就是说,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观念,不但受到自然力的报复和反抗,同时,在国内受到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报复和反抗,在国际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报复和反抗,那些自以为是“上帝”,可以主宰一切的人们,也开始明白,对内敲骨吸髓地剥削,对外穷凶极恶地掠夺,并不见得就是好办法,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给别人一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己活得或许还要好些,是曰“双赢”。征服和改造的价值观被迫放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于是,平等合作、相互沟通、彼此宽容、互惠互利、各得其所,开始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理念。 2、小生产新生态的成功为这个群体争得了历史地位。小生产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原生态是指他们独立又孤立地求生存谋发展方式;其新生态是指他们在不改变独立性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方式组合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具体是指中小企业集群、个体工商户组合和“农户+公司”。 传统观念认为,小生产不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要求,所以在历史的进程中,小生产者被“边缘化”了。现在,小生产不仅是解决社会就业与再就业的主渠道,而且小生产新生态成为一些国家(如欧洲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如我国沿海诸省)提高综合实力的主要推动力量,迫使社会对小生产者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个群体不但能组织生产自救,还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力军,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稳定的强大柱石。 我们这样看问题不是主张回到西斯蒙第时代,只是觉得在现代交通和现代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小生产组合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优势,大生产能适应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小生产也有发挥自己能力的广阔天地。集中化和分散化是当代经济并行不悖的两大发展趋势。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亦如此,布什总统就说过,“小企业是美国的心脏。”[10] 3、21世纪的中国土壤。近代中国落后了。19世纪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蹂躏和压迫,20世纪整整花了半个世纪中国才获得独立。独立后的中国由于没有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因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了不少弯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无人不承认中国是一块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土壤。可是,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化的使命还远没有完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中国还是属于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中国正处于两种社会转型的历史关键时期:一种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即由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转变;一种是社会形态的转型,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社会运行不能放任自流,不能把市场竞争机制极端化,平衡协调机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形态转型同样地不能走“征服、改造”的老路,各个社会行为主体应该在“彼此适应、相互提高”观念的主导下,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无论是看国际上的地位,还是看国内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国都呼唤以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为对象的社会经济学,渴望社会经济学的重建与新生。新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的科学发展观为重建社会经济学提供了契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重建社会经济学提供了目标。 (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重建依据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二、社会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社会运行机制再造 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转化机制,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与社会文明同步。 (一)革命与改革皆是社会发展动力 革命与改革皆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个原理是从邓小平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1]的科学命题推演出来的。从行为方式看,革命从下而上而改革则是从上而下;从行为对象看,革命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改革则偏重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补充、完善与再造。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左”派字典里面,改革就被贬为改良主义。其实,革命与改革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别,关键是看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学严格说来它属于改革的学问。社会经济学不讨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不等于说它不革命,只是说那不是它的研究领域。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西斯蒙第建立的古典社会经济学因为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就否认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不公道的。任何理论其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评价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只能看是否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而不是看为哪个阶级服务或者为哪个阶级所利用。 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2]不讲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我们过去忌讳“市场竞争”和“弱势群体”这些范畴,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会有潜藏的、被压抑的活力没有释放出来。中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中国改革,探索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转化机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二)公平与效率同时兼顾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目前认识上的最大误区是:以为讲效率就是多出产品,做大“蛋糕”,而讲公平就是如何分“蛋糕”;所以在物质匮乏时,就应当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只在物质丰富且出现了两极分化时,才应当重视公平,才应当把公平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效率观”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工业革命的根深蒂固偏见。公平与否不能只看结果,效率高低也不能只看结果。效率高,产出多,“蛋糕”大,如果是靠牺牲子孙的利益(非可持续发展);如果是靠牺牲社会的利益(负外部性);如果是靠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血汗工资制”);换言之,这份“蛋糕”如果是用子孙和劳动者的血和泪粘合起来的,“蛋糕”还吃得下去吗?所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只讲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效率观”是不可取的。 公平也不仅仅是指再分配环节时的社会调节,而是对事物整个发展过程的要求。历史反复证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弱”,穷人之所以“穷”,根源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不公平,是反映“强势群体”和“富人”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一套制度安排。就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吧。工业化需要扩张城市人口。我国工业化道路所需要的城市人口是怎么扩张进来的呢?一是通过高考制度把农村的人才扩张到城市里来了;二是通过义务征兵制度把农村的强劳动力扩张到城市里来了;三是通过民工潮的筛选把农村的能人扩张到城市里来了(民工买下一套房子就可以变成城市户口)。所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际就是农村成为向城市输送人才、能人、强劳动力的基地。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滞留农村,农民怎么不贫穷?农业怎么不脆弱?农村怎么不落后? 再看扶“强”不扶“弱”、扶“大”不扶“小”、扶“富”不扶“贫”的整个金融制度。经济理论界的共识是:“弱”、“小”、“贫”的信用度低,而银行不是慈善机构,银行的“三性”决定它只能扶“强”、扶“大”、扶“富”。这些是“莫须有”的理念。1997年,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为了完成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治任务,把1.3万亿元呆帐、死帐一笔勾销了;事情到了2004年,1.2万亿元的呆帐、死帐又冒出来了。请问:这些巨额呆帐、死帐是“大”欠下的,还是“小”欠下的?联合国在我国农村推广的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经验,不少地方的还贷率达到98%,又问:是“富”的信用度高,还是“贫”的信用度高? 最后,我们看看初次分配环节的规则。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如都懂得C+V+M=W公式的含义。“M”我们既不叫利润也不叫剩余价值就叫收益。公式的基本关系是:“V”劳动力所有者得工资,“C”劳动条件所有者得收益“M”。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执行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双轨制。工资是什么东西?工资是劳动力所有者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本钱,也就是劳动力所有者参与生产过程的投资。作为投资者,劳动力所有者“V”最多只能收回本钱(成本),而“C”劳动条件所有者不但收回本钱(成本),还独占收益“M”,公道在何处?这种分配制度所导致的结果,怎么可能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所要求的公平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是指整个生存和发展过程,要求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甚至于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求进行公平的交换,因为对农民的剥夺和伤害往往就是通过对自然的剥夺和伤害而实现的。公平与效率是正相关关系。社会真正做到公平,就可能高效率;有了高效率,又为消除事实上的不公平创造了条件。 (三)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曾经有人把它比喻为经济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本文不可能涉及这么深、广的内容。政府与市场就跟人一样,都会遇到困难和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是我们分析此问题的基本方法。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可以做市场的事情,市场也可以做政府的事情。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的困惑在于,功能互补的理论依据何在以及这个“度”怎么把握。 科学规范市场的社会功能和政府的市场功能必须批判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其二,人为了自利的目的,会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有了第一个基本点,就否定了市场的社会功能;有了第二个基本点,也就否定了政府帮助市场的必要性。据说这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主张推演出来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意一样,是剥削阶级掩盖剥削本质腐蚀劳动人民的欺骗宣传,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曲解和践踏。亚当•斯密就曾痛斥:“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13]“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的所谓“经济人”假设不能算在亚当•斯密的身上。西方经济学贩卖自私自利的价值观,运用的基本手法就是混淆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婴儿需要吃奶,这是自然法则,有奶便是娘是价值判断;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这是自然法则,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是价值判断;如此等等。 承认市场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帮助政府减轻社会负担,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市场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也才更为公平合理,更为科学适当。社会负担的基本问题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的救济和关爱。社会负担完全推给政府,财政既没有那个能力负担,同时也不公道。劳动者一旦“老、弱、病、残”就需要依靠社会再分配(社会救济)才能生存下去,正好证明社会初次分配有问题。 市场行为主体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会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所以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这确实是亚当•斯密的主张。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因批判重商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而立,特别是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社会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推崇市场均衡的自发调节,其片面性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后来的新古典,害怕市场失衡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必然联系,就把萨伊的“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观点绝对化,从而对“市场缺陷”采取不承认主义的鸵鸟政策,就不可原谅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社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行为主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凯恩斯主义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承认市场的不确定性、承认需求不足、承认市场行为主体会遇到困难,主张政府帮助市场;凯恩斯主义不可取的地方却在于把市场行为主体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心理偏好当作普通规律,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成为常态,这样,政府帮助市场就堕落为政府与民争利的借口。当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缓解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政府就更不能在凯恩斯主义原来的意义上去帮助市场了。 所以我们说,既不能像计划经济那样企业办社会,也不能像西方经济学主张的那样把社会问题完全推给政府。政府与市场功能定位是个分工问题,功能互补是个协作问题,混淆两者功能界限不可取,把两者功能对立起来也不可取。 (四)压力竞争与平衡协调有机结合 有一种固有成说,指责社会经济学反对自由竞争。西斯蒙第是这样说的,“我再一次请求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财富的进步正常化,而不使政治经济学遵循一个最简单的、在表面上好像最自由的所谓‘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方针。”[15] 这有什么问题吗?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统一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既有排他性(斗争性)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性(同一性)的一面,排他性的一面形成压力竞争,依存性的一面需要平衡协调,所以,社会就应当从压力竞争机制和平衡协调机制两个方面促进事物健康地向前发展。压力竞争机制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已经给予极大的关注了,这里着重讨论社会运行的平衡协调机制。 平衡的调整对象是结构,协调的调整对象是行为。平衡机制要求系统结构成比例,不能畸轻畸重,更不能扭曲;协调机制要求系统行为各施其职,分工明确。平衡协调机制与平均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人类社会没有进入工业社会之前,特别是科学技术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时候,平衡协调机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密《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6] 我们强调平衡协调运行机制,无意否定压力竞争机制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忽视社会发展动力的另一面。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经济学(西斯蒙第)又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五)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兼收并蓄 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的关系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唯物辩证法与实证哲学的对立,反映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立。知识界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状态,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工作者。 抽象思维难懂,马克思这样说了,亚当·斯密说得更是言词恳切:“我因要求十分明了,往往不惮烦琐。但对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即使殚精竭虑,期其明了,恐仍难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17]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几个知识分子能看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抽象思维看不见、摸不着,要在避免偶然和最少受干扰的环境中考察事物,如有可能还是在事物运动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研究,通俗讲就是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向世人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使命一样,都是开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都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向世人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区别在于,前者是把社会从封建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者则是把社会从资本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现象描述复杂但易懂,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涉及的要素众多,二是时间瞬息万变,三是范围无边,所以现象描述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而不是抽象力。现象描述易懂是因其所涉及的问题直观、现实、生动而具体,比方说到“负外部性”或“可持续发展”问题,人们立刻想到森林、草原被毁坏,河水、空气被污染等社会现象。西方经济学或者说从新古典开始的主流经济学,其使命是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以期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就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向世人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的问题,所运用的思维工具就是现象描述。 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的关系,在观念形态上可以看作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在事物的存在形态上可以看作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在人类行为目的上可以看作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适应世界)的关系,所以,唯物辩证法与实证哲学、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都是人类在不同时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适应世界)形成的知识体系,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们当作水火不容的东西对立起来。历史惰性使得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准则往往选择“双重标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研究抽象思维又研究现象描述,既接受实证哲学又不排斥唯物辩证法,既承认科学也承认技术;人与人的关系,只研究现象描述而不研究抽象思维,只接受实证哲学而不接受唯物辩证法,只承认技术而不承认科学。简单说来,他们只承认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承认现象背后事物间的本质联系。被大陆新闻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18]这就是证明。 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兼收并蓄,是社会经济学的内在要求。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劳动价值论是社会经济学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研究社会经济学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必须懂得抽象思维;而研究这个群体的转化机制,我们又应当接受实证哲学、现象描述思维方式所研究出来的所有优秀成果。社会经济学是门科学也是门技术。社会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不能有惰性,为了我们所关注的群体的利益,应当像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那样,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三、社会经济学的价值目标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 (一)社会经济学的价值目标 西斯蒙第对社会经济学的价值目标有十分完整的表述。财富与人的关系,他认为“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19];财富与人的关系上的错误看法,他要求我们“提防不看事实的思想普遍发展,特别提防不考虑创造财富的人的痛苦、认为财富就是大家利益的谬论”[20];社会繁荣的评价标准,他主张“社会繁荣的明确标志并不是日益提高的财富的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或者说,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的日益提高”[21]。西斯蒙第与亚当.斯密主张一脉相传:“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22]这些主张与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主流派宣扬的“中国人工资低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价值目标相比较,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子,至于谁的道路越跑越窄,勿须证明了。我们赞同西斯蒙第对社会经济学确定的价值目标,重建社会经济学的使命是研究实现这种目标的条件、路径和方式。 (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 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首先要对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有个清晰的了解。 1、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面临的新情况。非均衡、非平衡发展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这种经济运行状态在政策上的反映。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否定了不切合实际的“同步富裕”幻想,确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3]。可是,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惯性,“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渐演变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就是吃“政策偏饭”。“政策偏饭”,再加上各种违规操作,经济就向着两极分化的畸形方向发展了,主要表现就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 2、GDP增长翻番目标面临的新问题。200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00美元以上,从总体上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可是,从科学意义上说,人均GDP目标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实践中的盲目蛮干、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偏离可持续发展目标却越来越远了,主要表现就是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 3、发展理论面临的新动态。当代发展理论研究出现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新的动态。第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多目标多方面的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中心的增长观。最初,社会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或资源优化配置,发展主体的非人化倾向强烈。现在,强调发展主体的人性化,把人的发展和改善作为社会是否发展或现代化的衡量标准。第二,发展从对进步的关注,扩大到对发展引起的问题和代价的重视。最初,人们不单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且也把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同义语。现在,人们看到,发展实践所伴随着还有巨大的灾难,发展带来的问题与我们提供的机会是一样大,发展既包括着进步,也包括代价和问题。第三,从单一的地域性发展模式到作为世界性现象的发展观的转变。最初,发展被设想为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性过程,现在,人们看到,社会发展形成于一种特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应当作为世界性现象去理解。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动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第四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对发展科学理论宝库的新奉献。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如果占总人口80%以上的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地位不能转化,不能获得平等发展机会,这恐怕不叫“以人为本”。所以,我们认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改善和优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 (三)从实际出发,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社会经济学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精神产品,区别在于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政策;理论要联系实际,政策要落在实处,共同的要求就是创造出一个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否则,社会经济学成了远离现实的经院哲学,而科学发展观就仅仅是一个新的政治口号。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可以按照以下三个层次进行设计。 第一个层次 树立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 从教育人手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全面发展的条件 社会的全面发展是通过人的全面发展而实现的。争斗社会只会带来人的畸形发展,人的畸形发展又会使社会更加争斗不已。过去我们背得烂熟的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错了。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的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征服、改造价值观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剩余价值理论,主张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再加更多的东西。 社会争斗不已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所谓“恶是社会发展借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的“恶”指的就是无辜的劳动人民或弱势群体为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有人说,“光脚板不怕穿鞋的”,这话也不全面。“光脚板”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生存不下去,其实是害怕“穿鞋的”的。直言之,社会主义条件市场经济下,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都是客观存在,我们无须隐瞒;但是,这种矛盾可以化解,这种差别可以缩小。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学说训练和引导劳动人民或弱势群体。当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安于现状和无所作为,中国已经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可以也应当避免“恶”,可以也应当不以牺牲劳动人民或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和成本,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社会经济学的真谛所在。 2、建设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社会经济学的着力点是探索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转化机制,而不是追求所谓社会再分配环节的公平分配;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是“五个统筹”,而不是“杀富济贫”;公平的再分配和“杀富济贫”是国家税收的基本功能,是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我们不能混淆这些问题的界限。 社会经济学和科学发展观不要求伤害社会强势群体和富人的正当、合法的利益,而是要把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蛋糕”做得更大、做得更香、做得更甜,使“蛋糕”不再含有肮脏的血腥味!“帕累托改进”应当是这样。 3、综合评价体系包括而不是否定GDP指标 尽管用GDP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太科学,但是,准确统计的GDP增长速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就业状况和经济发展态势,对GDP不能一风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把GDP指标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他们不计代价、不管牺牲、不算投入,只看GDP,GDP指标不仅是“政绩”的表现,而且GDP指标“政治化”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改革开放成果的标识。比如,“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24]可是,现在居然仍然有人用GDP年均增长6.8%的“骄人成绩”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GDP指标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应当说一文不值。 国民经济发展状况,除了GDP增长指标,还有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平衡指标,这些指标都是西方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财富考核指标,我们设计社会综合评价体系的时候,当然要包括这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是,必须要有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就是设计任何指标,都必须坚持和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宗旨,让中国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第二个层次 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 逐步完善 1、各级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应当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各级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应当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不是传统的政治表态和跟风,上面提出了一个什么政治口号,下面就比照框框报送成绩,报送典型;而是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审视过去一年的工作,实事求是地把成绩说出来,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摆出来。 2、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标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干部考核和干部评价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再加上法治不健全,干部任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所以干部考核和干部评价中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仍然十分普遍。我们必须明确,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所以,干部的考评、升迁应当结合各地、各单位工作实际,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量化为可检验的指标。 3、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科学发展观定性定量的分解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些可以量化为指标,有些不能量化只能做出定性的分析,不能量化的内容就作为一般指导原则,能够量化的内容就应当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当前,设计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困难的不是技术而是体制。比方,关系整个国民基本素质的中、小学教育,没有严格的考核指标,问题就出在体制。这种体制障碍的集中表现就是“四个不统一”。 一是教师工资负担不统一。现在的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地方财政负担。地方负担,实际是叫农民负担。农民本来就穷,还要掏腰包为城市培养人才,这是双重的不公道。中、小学教育属于启蒙和基础教育,本身就是典型化或极端化的社会问题,中、小学教师工资由中央财政负担天经地义。 二是教师待遇标准不统一。教师工资待遇不应该有身份与人格的歧视,也不应该有地区差别。现在,越是边远越是艰苦的地方,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越低,这是逆向调节。教师待遇标准只能是工作绩效。 三是城乡儿童教育机会不统一。城乡儿童教育机会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该读书的一些儿童没有钱入学读书;二是勉强有钱深造又被不公道的考试制度扼杀了。目前,西部地区一些省、市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北京市的高考录取分数线高出100多分。机会不统一除了“特权”没有什么能解释的了。 四是城乡儿童教室不统一。这里的“教室不统一”是指安全保障不统一,是指农村中、小学还有危房存在。看看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办公大楼,瞧瞧一辆辆豪华的公用轿车,再想想农村不少儿童还在危房中学习,真是无言以对。这项考核指标定性和定量都没有困难。定性分析结论,中、小学生在危房中学习是为政者的耻辱;定量分析结论,只要存在这种现象,主管官员就地免职,“第一把手”降级使用。 我们围绕中、小学教育说了这么多看法,意在表明,设计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在实处,必须从体制入手,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 第三个层次 一票否决的社会经济指标 不搞争论 不搞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5]我们接着邓小平的话再加一句,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样应如此。 一票否决的社会经济指标是指触犯了其中某一条就该追究责任的社会经济指标。有些人为了眼前利益甚至一己之私利,才不去管什么科学发展观呢。“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既包括栽花,也包括栽刺。比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十亿农民的社会实践已经给了答案,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法律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社会经济学创始人西斯蒙第的产权理论也能给予科学的说明,可是,一些人就是死抱住“左”的教条不放,一有风吹草动,不惜农民无家可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寻找借口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刀。这样的人和事,我们还相信他们是“好心”?我们还要继续把这些“恶”当作社会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不搞争论,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才是好办法。 注 释[1] 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M],孟宪昌主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5页,第276页。[3]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M],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页—63页。[5][6][7][15][19][20][21]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页,第47页,第22页,第5页,第47页,第481页,第501页。[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9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M],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5页。[10]周续庚,赵钰:《小有小的风采》,《求是》[J],2004年第8期。[11][12][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第370页,第115页,第374页。[13][16][17][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5页,第5页,第26页,第67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2页。[18]程恩富等主编:《11位知名经济学家批判张五常》[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8页。[23]《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 主要参考资料于光远 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鲁友章 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4年。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卷、第3卷)[M],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王 珏:《劳者有其股》[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刘润葵,1943年生,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成都 610017)(完)